《教育研究》编辑部：2024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

摘要

2024年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成为教育工作最强音。本刊编辑部对本年度重要学术报刊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并充分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形成教育研究十大前沿与热点主题。主题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重要论述的理论阐释、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加快健全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人口变化与教育资源配置优化、教育家精神与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县域基础教育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推动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方面。教育科研战线紧紧围绕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阐释，系统研究，推出了系列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为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撑。

2024年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9月9—10日，新时代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擘画了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为教育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一年来，教育科研战线紧紧围绕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阐释，系统研究，推出了系列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为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撑。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重要论述的理论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在2024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育强国”这一重大课题，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南。专家学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阐释这一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内涵要义和实践方略。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彰显了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的价值导向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主动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和发展的根本遵循。2024年，学界分别从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文化逻辑等维度进行了深入阐释。

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彰显了教育的政治、战略、经济和社会价值，构成了“为什么建设教育强国”的鲜明价值逻辑；这些重要论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基本原理，又继承党的教育理论成果，涵盖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概念、性质、任务、目标、使命、路径、功能等丰富内涵，构成了“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的科学理论逻辑。有研究从重教兴学、教育救国、科教兴国和“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等四个不同历史阶段论析了“建设教育强国从何而来”的历史逻辑。“谁来办教育”、“为谁办教育”、“怎么办教育”、“办什么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回答的必然问题。有研究认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回答好这些问题的实践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为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有研究认为，教育强国不仅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教育强国建设要树立中国教育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和“唯洋是举”的自卑心态，从中华文明寻求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普遍主义原理。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重要论述的内涵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立足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鲜明特质，揭示了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有学者认为，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必须以强大的思政引领力确保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正确方向。强大的人才竞争力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要厚植人才资源竞争优势，推动我国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强大的科技支撑力是教育强国的重要特征。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应牢牢把握教育强国的创新特性和战略先导地位；充分发挥数字教育之于教育强国建设的突破性作用，实现跨越式发展。强大的民生保障力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目的，教育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民生工程。要高度重视教育对改善民生的重要作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人人出彩提供支撑，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强大的社会协同力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方法。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协同性非常强的系统工程，需要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共同责任，展开共同行动，以确保社会各领域各渠道教育资源作用的充分发挥。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标准。要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有研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要在开放中要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把握世界教育强国的共性特征和规律，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更好服务我国教育事业发展。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重要论述的实践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必须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全面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举措。学界分别从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坚持社会主义办学的正确政治方向是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把握的大是大非问题，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实现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不能模糊也不能含糊。这要求我们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建设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路径。有研究认为，在教育改革的关键期，必须从系统和整体上具备方法论的自觉，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强国建设应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要借助教育数字化平台扩大优质资源受益面，在不断满足民生需求的过程中有力支撑国家战略实施。教师是教育强国的基石和关键。有学者提出，教育家精神是对“四有好老师”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具体深入的发展，是涵养我国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的行动指南。国际影响力是教育强国的显著标志。有研究指出，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深化教育的人文交流，更好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研究从提升教育国际合作交流质量、加大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力度、拓展区域国别教育研究疆域等方面，提出了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的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教育强国的社会功能或社会贡献是有限度的，不可夸大。有研究强调，在助推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过程中，教育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教育不能缺位，但也不能越位。

二、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2024年，学界在教育学科的结构关系、概念体系、方法创新等方面对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不少值得关注的新观点新方法，表现出概念不断细化、目标逐渐明晰、方法走向综合的年度特征，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对象涵盖整体和部分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仅指作为一门学科总称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而且包括中国教育学各分支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从整体而言，中国教育学人通过建设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来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有学者认为，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丰富着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架构，是“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实现由‘照着讲’到‘接着讲’的建构基础和关键路径”，也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抓手。从部分而言，中国教育学人通过建设具体教育学分支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和建设中国教育学派来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有研究从家庭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着手进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有研究提出要通过“回溯传统”、“回应时代”和“回归教育”建构中国教育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随着基础教育学成为新兴二级学科，通过三实交融、学科交叉、理实共生、协同共创、国际对话以及数智赋能等多种方式，逐步推动中国自主基础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建成与完善。还有研究以教育学派对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为蓝本，将构建具有中国立场与世界意义的中国教育学作为学术建设的重要目标，“通过深耕‘生命’‘实践’、探寻教育学理，构建多元化学术共同体、增强学术自觉，更新教育学概念系统、形成独特话语等方式”，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范本与方案。

（二）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内容与国家战略结合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应以学科自身发展的需求为导向，又应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融合。一方面，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国家战略的引导和支持。只有更深入地把握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家逻辑内涵并在建构过程中深入体现，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战略目标才能真正整体实现。最初，“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议题进入研究者视野，就是为了响应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需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它对中国式现代化在系统集成上的创新性探索，升华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关键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产生重要影响。教育强国和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教育实践不仅是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源泉，而且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回应中国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教育强国亟须中国自主的教育学知识供给。具体而言，建构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教育学已成为关键议题，这一过程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支撑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框架，从而促进中国教育学的主体性发展和现代化创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原则。作为学科、专业、课程和教材的教育学，应通过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更好地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应用，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三）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法逐渐多元和综合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通过理论自主、主体自主、方法自主、学科自主来建构中国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此，中国教育学亟须确立基于中国立场和教育学立场的核心范畴以及研究方法，这将为中国教育学的主体性确立奠定基础。其一，中国教育学的“三大体系”构成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子系统，而教育学的范畴是各个子系统得以建设起来的思维方式、逻辑要件、网上纽结。其二，有效利用已有理论和思想资源，推动知识体系创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是生产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理论和思想，这需要有效利用现有思想理论资源进行创新，特别是利用好中国传统教育学原创知识体系形成内生逻辑和基本范畴，打好中国教育学本色。通过“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伦理道德内化于学术研究中，妥善融入我国当代知识体系，以建构更加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特点的自主知识体系”，促进古今中西的对话与融合。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有效促进教育实践发展的教育思想创新成果是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资源”。为确立知识生成的主体意识，要注重以知识书写引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将中国教育学置于共识性语境，借助中国教育学理论构建过程中出现的重要人物、重要文本、重要机构、重要问题和重要制度等系列要素影响下对知识内容的记载或叙写，对形塑的教育知识特征和教育知识生产进行表征分析。其三，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打破单一思辨式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量化和质性的研究方法进行知识生产。面对中国特色当代教育问题、未来教育问题，教育学亟须创新研究方法，通过方法创新有效解决自主知识不足的难题。

三、加快健全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拔尖创新人才是实现国家重大科技突破和战略发展目标的决定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要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当前，加快健全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既是我国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要义。

（一）选育一体：健全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基本方向

选拔和培育是教育的一体两面，科学设计有利于学生成长的选拔与培育体系，是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的关键所在。有研究指出，只要有升学考试的激烈竞争与压力存在，只要偏科被视为有短板乃至缺陷，学生的自然禀赋就难以自然展现，甚至会抑制顺其本性学习的兴趣、激情和欲望。在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端，我国目前尚存在选拔方式与考核方式单一、受学生地域及背景限制、选拔过程精准度欠缺等困境。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端，我国尚需做好顶层设计，解决重选拔轻培养的问题，把培养每个学生的创新能力放在首要位置。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育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过程，它涉及多学段、各环节、全要素、多主体。一方面，需整合各学段表现的多维识别，基于阶段性表现、多样性标准、特殊性需求，展开动态化、类型化、保障性识别；另一方面，需注重大中小衔接的连贯教学，形成链条式教学内容、进阶式探究场景与综合性安置方式的教学体系，不断推进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体化选育。此外，要注重探索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着眼差异，分类培养。

（二）贯通培养：健全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关键路径

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是“既有阶段性分工，也有内在连续性的整体性教育”，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虽然处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不同阶段，但它们彼此影响、相辅相成，应完善大中小衔接的组织方式，实行学业贯通的弹性学制，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学习的全周期效率。有研究指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关键点，但基础教育的结构和路径受到学校高度控制，缺乏个性化空间；而大学学业环境不仅难度增加，而且高度依赖内生动机、自我导向和个人自律，这导致许多学生对高等教育准备不足，大学学习出现不适应等问题。因此，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加强大中小各学段之间的有机衔接、贯通协作，设计系统性、连续性人才培养方案，厚植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沃土；此外，还要更加注重共同文化与价值信念的塑造，在潜移默化地培养拔尖学生群体学术志趣的同时，引导他们兼顾共同理想与责任；要加强对拔尖创新人才社会与情感能力教育的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整体性推进。

（三）多方协同：健全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重要保障

教育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拔尖创新人才涉及多个培养主体，要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育人共同体作用。有研究指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尚未建立起部门联动的、立体的、深入的协同保障机制，科教融合也尚处于磨合过程，甚至有的领域仅仅只是机械整合，需要有机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还有研究指出，科学的家庭教育与良好的校家互动在识别、涵养拔尖创新人才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社会机构、企业和家庭等社会主体在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体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者角色，它们从不同角度发挥不同的人才选拔与培养功能，最终形成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合力。因此，政府需要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团体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为各方提供信息交换、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平台，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沟通不畅、资源配置不当等问题。

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2024年1月30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中表示，将实施人工智能赋能行动，促进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深度融合。2024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此后，教育部正式启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人工智能在教育数字化进程中的地位从“补充工具”走向“核心驱动”，凸显了国家层面对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战略期待。

（一）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的内在逻辑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核心在于通过数据驱动、智能决策与人机协同，推动教育向个性化、智能化与生态化方向迭代升级，深刻影响教育的组织形式、知识传播路径以及资源配置方式。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迭代正推动着教育领域向数据驱动的教学变革迈进，进入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并为重塑未来教育新形态积蓄力量。从技术视角来看，人工智能逐渐成为教育中的“智能伙伴”，从教育过程的被动载体转变成对教育生态各要素产生主动影响的“智能节点”，引发传统教与学关系的重构。人工智能的发展促使学习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的教室，新型教育场景层出不穷，学习交互形式也呈现“脱域”式断裂，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与灵活性，通过沉浸式交互的知识供给、全方位自组织的服务匹配、多模态细粒度的组织逻辑推动着面向能力生成的学习、面向育人本位的教学、面向发展需求的评价。从价值视角来看，教育的本质不仅是传递知识，更在于塑造个体与社会的价值观、思维品质和人文素养，在技术嵌入过程中应始终坚守教育的伦理底线与人文关怀，回归对生命生长本体的关注。在不断进化的教育生态网络中，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变革触发器”，更是“动态调适器”，帮助教育生态在多元诉求与价值考量中实现有机平衡与持续优化。

（二）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虽然为教育变革带来了诸多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大规模数据中存在着偏见和歧视，预训练数据蕴含的意识形态偏向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人工智能教育实践可能导致学生依赖技术、思维惰化和能力弱化，同时制约其社会情感能力的深度培育。另外，人工智能具备超强的技术能动性，人机协作的任务分配和协作方式都将成为新的问题，需重新认识机器在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定位，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主权、知识生产和主体身份的干扰。同时，隐私问题亦不能忽视，必须建立健全技术规范和伦理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负责任使用。

（三）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生态的创新路径

人工智能通过个性化教学、智能化管理、创新教学方式等多方面重塑教育生态，这种变革不仅提高了教育的效率和质量，还使教育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和发展趋势。在实践进路上，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系统性、协同性的探索和实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内涵式、多样化发展。一是创新教学模式，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跨学科教育模式，以“减法思维”精选教学知识，以“主题融通”重组教学知识，走向“人机协同”的知识学习。二是重构教学场景，构建跨地域、跨校互动的多空间协同教学环境，探索虚拟仿真、增强现实、元宇宙等技术在学校教学、实训等方面的应用，推动线上线下融合、虚实结合的多场景应用，创建更具沉浸感和临场感的学习体验，以个性化学习体系的融会贯通塑造面向人人的学习生态。三是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推动教师角色转变，从知识传授者向学习引导者、创新促进者转变，以更好应对智能时代教学模式创新挑战。四是发展智能基座，开发自主可控的教育专用大模型，构建本土化的基础理论，提升教育技术的适配性和实效性。五是促进终身学习，构建开放、灵活、多元的终身学习体系，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学习者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终身学习支持和服务。六是把超越工具理性作为价值追求，为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实践提供终极价值的引导，促成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五、人口变化与教育资源配置优化

人口是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应对人口变动新态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教育资源供给的动态匹配、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学者们积极探索生育率下降、人口向城流动和人口老龄化等现象给教育资源配置带来的新需求新挑战新机遇以及应对策略。

（一）人口变化改变教育资源需求的时空结构

随着我国人口总量下降，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成为新的特征。人口变化对教育资源供需关系的时空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时间维度来看，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出生人口变化，会引起各级教育学位需求变化，各级教育资源需求随之变化，对教育资源的短中长期需求产生了显著影响。教师资源需求变化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有研究指出，新增人口的不断减少将直接导致若干年后小学和初中入学人数下降，进而引起学位需求和教师资源需求的减少。有研究按学段分析了基础教育师资需求，指出幼儿园教师需前期调存量与后期配增量，小学教师需以长期调存量为重，初中教师需在调存量基础上配增量，普通高中教师重在配增量。同时，也有研究从高标方案和现实方案对2024—2035年基础教育师资需求数量进行预测，指出未来学龄人口大幅缩减，但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基础教育师资需求不减反增。

从空间维度来看，人口流动和城镇化进程改变了教育资源需求的空间分布。有研究指出，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形势变化及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的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对普通高中的教育资源需求与学位供给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普通高中学位扩容政策呈现出差异化目标导向、市与区共建的主体模式、扩容与提质并重的建设策略、“三位一体”的保障机制等特征。

（二）人口变化给教育资源配置带来新挑战

在人口快速变化背景下，学龄人口快速变化给教育资源配置带来新挑战。从农村端看，出生人口减少和人口向城流动，会给县域教育资源配置带来深刻影响。有研究归纳出学龄人口动态性与学校空间布局稳定性的非同步性矛盾、学生数量变化快与教师规模调整周期长的非同时性矛盾、教育资源生均式配置与资源多维消耗的非同维性矛盾、学生择校性流动与教育资源高效使用的非同向性矛盾等人口变动背景下县域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

从城市端看，当人口向城流动，特别是向超大特大城市相对聚集地流动时会带来教育扩容任务。有研究聚焦高中阶段教育指出，超大特大城市普通高中面临学位扩容挑战，供求关系的复杂性、教育事权的下沉、支出责任划分不明、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和教育用地保障不足，不同程度地影响高中学位扩容目标规划、扩容主体统筹、扩容的经费保障、学位供给水平和学位扩容的实施进度。

（三）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

人口变动深刻影响着教育资源需求结构与教育资源配置，人口与教育资源的协调配置是教育政策优化的核心议题。面对人口变化契机，要及时抓住人口变化窗口期，积极应对教育资源需求变化，系统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有研究提出，教育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教育投资有效对冲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在人口快速变化背景下，学龄人口数量、结构与分布都在发生快速变化。应对学龄人口的这些变化，亟待建立起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有研究者提出，要强化教育弹性设计，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具体包括增加基础教育一贯制学校，动态优化普职融通和特色均衡发展，探索弹性学制，推进学前免费教育政策、增加托育服务供给等措施。

有研究指出，在社会少子化叠加刘易斯拐点的背景下，人力资本投资便成为优化人口结构、缓解人力资源分布不均的重要替代方式，政府要协调多方资源，确保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通过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促进微观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人口负增长时期，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作用重大。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要持续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构建全纳、公平、优质的职业教育体系；强调个性化、差异化原则，加快构建终身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六、教育家精神与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

2024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用教育家精神涵养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成为一项重大政策议题，同时也成为备受关注的学术研究问题。

（一）教育家精神成为中国特色崇高师德新表达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以传统师道观念、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的重要论述为根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价值和鲜明的时代性。教育家精神是推动教师队伍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为社会公众认同教师职业提供正面符号。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标识性概念，为世界教育学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教育家精神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对教师个体、教育整体和全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文化建构意义，担负着引领教师文化建设、重塑教育文化生态以及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使命。

教育家精神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是一个由价值、实践、目标三个层次构成的精神体系，其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崇高师德的具象表达，内蕴着既扎根中国又融通中外的辩证思维。对教育家精神的准确深刻理解应从其历史逻辑、学术逻辑和实践逻辑，从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的演变逻辑、聚焦“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体现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逻辑等方面入手。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近代教育家人格、德性、情操的浓厚底色，是他们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石和借鉴转化域外知识的坚实津梁。有研究指出，教育家精神蕴含了教育家所应有的高超的教学专业能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以及坚定的奋斗与奉献自觉。

有研究发现，生活历练、学术训练、哲学取向、政治追求，以及必要的学术敏锐性和个体格局担当是成就教育家的关键要素。培养教育家精神，不仅要在精神或心理世界唤醒“小我—大我—无我”的个体生命意识，而且要在“悟道—传道—弘道”中涵养个体的教育情怀，还要发展个体“生存—生活—生生”的实践智慧。为此，要构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机制体系，全方位、多层次地推动教育家精神的落地生根。

（二）教育家精神为教师专业素养注入新内涵

教育家精神是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的核心驱动力。教育家精神是教师个体发展的参照，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引领，也是社会教育境界的标识。国家有为介入能够提升教师专业自主、专业认同、专业效能和专业地位，促进教师专业化。有研究基于教育家精神，结合新课标等政策文本对教师的要求，认为新时代中国教师应具备育人、学科、教学、学习、数智、文理、发展等七大专业素养。弘扬教育家精神是国家有为介入的形式之一，在职前教师培养、完善教师标准体系等方面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以教育家精神更新教师伦理实践，超越教师伦理困境；优化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内容，突出对知识应用能力的考查。

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学实践本质上是以提质培优为归宿的意向性行动。就教育家精神的落地转化而言，教育家精神可以引领校长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引领乡村教师走出专业发展困境，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结构更新提供精神引领；通过学术研究从被动到主动、教学育人从职责到情感、社会服务从个体到整体的转变引领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在价值引领、能力引领和思想引领方面，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教育家精神构建中国特色教师教育新体系

以教育家精神引领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必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全面强化教师培养、培训和教师教研体系建构。一方面，整合教师教育资源，推动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教师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其高质量发展是培育更多教育家、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应统筹推进“国优计划”、“优师计划”等教师人才发展规划，发挥各级各类师范院校、综合大学、培养机构的专业优势，全面优化公费师范生素质结构。师范教育应把学术性视为师范性的重要基础，重视其内含的师范价值，借助学术性来丰富、拓展和深化师范性。教研制度是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完善我国教研制度，推动传统教研向现代教研转变。

另一方面，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教育全过程，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教育家精神可作为解释知识的实践行动、阐明理论的实践范式和规范方法的实践准则融入教师教育教材；从课程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等方面对教师教育课程进行体系建构，实现教育家精神与教师教育课程的融合；基于教育家精神的课程内统整、课程间统整和超课程统整的方式实现教师教育课程的重构。

七、全面提高县域基础教育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县域基础教育的体量大、底子薄，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重心在县域。提高县域基础教育质量需要系统推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县域高中整体发展。

（一）保障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开启了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依法办学的新阶段。发展普及普惠安全优质的学前教育是提高基础教育起点质量的重要任务。学界聚焦人口变动背景下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学前师资队伍建设和学前融合教育开展了热烈讨论。

首先，合理调配县域学前教育资源。有学者指出，公办园入园机会的扩张对特定群体的生育意愿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对高收入、高学历、低生育期望的群体。为适应资源供需关系的动态变化，需建立与学龄前人口分布和流动规律相适应的资源供给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控制增量、调整存量、缓解余量，研制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中长期规划。其次，建设专业化高素质学前教师队伍。县域内幼儿教师仍面临着法律身份不明确、工资收入水平低、五险一金缴纳不足等问题。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需要推动师资结构的系统化改革。应通过工资定价制度、最低工资标准、五险一金缴纳等方面的立法保障，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吸引力。另外，保障农村特殊儿童入园权益。当前，学前融合教育质量面临着行政管理、设施设备、师资力量及社会接纳等多重挑战。未来，应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优先向特殊群体提供免费公共学前教育服务。

（二）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美好教育期盼的关键举措。优质均衡是一种整体性的高质量发展状态和结构上的优化与升级，是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表征。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工作重心在于强校提质。

第一，优化县域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近年来，我国学龄人口依学段呈现“排浪式”波动，新建学校与改扩建原有学校难以跟上教育需求急剧变化，形成学校布局的特殊矛盾。有学者指出，应基于“公平、效率、质量”框架重构布局优化目标，提升学校可达性，均衡配置优质教育资源。第二，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农村小规模学校。办好寄宿制学校的重点任务包括充足供给寄宿学位、全面改善寄宿条件、健全资源保障体系、畅通家校沟通机制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进农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要求政府构建多元治理共同体、完善治理政策、优化治理机制、应用数字教育教学资源。第三，深入推进集团化办学。要构建互惠共生的集团化办学格局，增强成员的校内生活力和自主办学能力，实现协同发展。应重点优化县域集团化办学布局，完善“以城带乡”跨组织运行机制，为弱势学生群体提供补偿性支持。

（三）推动县域高中多样特色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县域高中教育体量占据全国高中教育体系的“半壁江山”，促进县域高中的多样化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这需要全面振兴县域普通高中，积极发展综合高中并办好一批特色高中。

第一，振兴县域普通高中是拓宽农村学生教育出路的攻坚任务。面对县域高中的发展困境，学界从学生发展、师资配置和经费保障等影响县中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振兴策略。一是激发县中学生的发展活力。需改变县中僵化的教学方式，克服对农村学生的学业污名化，从县域环境、新高考形式、县中应试等多个层面促进县中育人方式变革。二是增强县中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优质师资流失是造成“县中塌陷”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从工资待遇、发展平台、人文环境、评价机制和专项支持计划等方面系统发力以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三是增加对县中的经费投入和支持力度。应推进东部县域间协同合作和资源共享，加大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省级政府县中教育财政责任，促进县中生均事业费支出均衡。第二，积极发展综合高中是推进普职融通的关键举措。当前，我国在推进职普融通时存在横向上职普“通而不融”、纵向上职普“贯而不畅”的现实困难。应顺应世界主要国家推动高中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势，大力发展综合高中。由于当前以统一标准举办综合高中存在困难，可优先支持具有办学特色的中等职业学校和具有发展潜力的普通高中开设综合高中班作为试点。第三，办好特色高中是促进农村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实现多样化发展的需求，有学者提出“功能＋内容”、“优质＋特色”的高中学校分类构想。建设特色高中应强化以学生为中心和面向每所学校、优化与重塑高中教育政策、改进学校制度与提升教师能力、推进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同步互动。

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2024年11月，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发布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强调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同月，全国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明确了未来要关注的重点，包括产教融合、职普融通、职业院校培养规格与标准、职业本科发展、“五金”工程建设及数字化转型等，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指引。有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它既是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工程，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支撑。在新产业形态和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已进入关键期，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改革的核心任务。

（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战略布局：数字驱动与技能认同

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显著提升了职业教育的灵活性，促进了跨界合作与资源共享。然而，数字化融合过程仍存在技术技能培养与实际应用脱节、技术整合偏差及数字教育资源不均等问题。为此，应加强智能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提高教学效率，实现个性化学习，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同时，政府须发挥主导作用，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生态环境，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职业院校开发和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全面赋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在建设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旨在实现“以技强国”的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解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供需矛盾，塑造劳动者形象，促进社会融入，支撑技能型社会的发展。然而，职业教育在技能转型过程中面临着目标导向不明确和产业需求适应性不足等问题。随着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具备更强的动态适应性，注重技能转型和人才培养目标的提升。此外，还应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联动，强化教育类型的平等关系，确保职业教育体系的全面协调发展。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逻辑结构：纵向贯通与横向融通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核心是职业教育内部的纵向贯通和职普教育之间的横向融通。建设纵向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就是要通过构建从中职到本科的全链条培养体系，提升职业教育的层级结构和社会吸引力。当前，政策协调与社会参与成为推动职业教育纵向贯通的关键要素，须克服多主体利益博弈和政策协同不足的问题。职业本科教育应紧密依循产业需求，响应劳动力市场变化，探索特色发展路径，避免过度学术化，保持教育的独特性与实用性。同时，加强层级分化与功能定位，贯通教育路径，培养适应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确保教育内容与产业需求高度契合，增强整体竞争力。

建设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通过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相互融通，为学生的成人成才提供多样化的可能路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职普融通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呈现出系统化改革的新态势。明确教育类型定位是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和增强其吸引力的关键举措。在制度层面，可借鉴职业会考制度和灵活的学习路径，强调教育体系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在实践层面，通过课程互设、学校互融和学制互通，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无缝衔接，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与高效利用。此外，综合高中在职普融通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应整合职普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使其在高中阶段即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有学者指出，职普融通最终还是要超越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将其上升为一种理念，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常态内容和理念追求，在教育、生活中时时处处渗透融通。

（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推进路径：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

深化产教融合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格局的关键。通过教育内外的协同推进，实现教育与科技、人才、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作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载体，不断创新运行机制，成为职业教育体系的“两翼”。产教融合的推进应坚持实体化运行，共同体和联合体应具备明确的权力结构和职责分工，确保实权、实责与实利的有机配合，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从学校到企业、从理论到实践的空间跨界。此外，制度化保障尤为重要，政府须转变管理理念，采用指导调控式管理，赋予企业和院校更多自治权，整合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同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推动行业协作与资源共享，健全互惠共赢的交流机制，提升产教融合的整体效能。

科教融汇是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教育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策略从高等教育向职业教育延伸的具体体现。通过科技创新与职业教育体系的互动，实现科技的广泛应用，有利于回应职业教育的民生属性。当前，职业院校在科技含量、科技能级和科研氛围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产学研脱节较为严重。课程作为科教融汇从理念走向具象的“中转站”，须在价值定位、主体参与、制度建设和评价机制等方面实现系统性和连贯性。同时，要发挥“概念验证中心”的作用，搭建技术研发与市场化之间的桥梁，更好地挖掘职业院校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社会服务领域的潜能。

九、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需要以人才自主培养、高校分类发展、优化资源布局、支撑科技自立自强为重点，加快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

（一）构建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需要统筹育人方式改革，大力推进“教、学、评”一体化，以评价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有研究认为，高考综合改革既是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合作的集体性实践活动，也是多学段教育资源的衔接整合。提高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水平应坚持和运用系统思维，强化价值塑造、模式创新、体系建构、治理保障，推进多学段、各环节、全要素、多主体的一体化选育机制。同时，也有研究提出，要学习世界强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经验，以整体性与发展性视角培养人才，革新人才培养观念、优化人才评估手段、调动第三方积极性。

（二）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

高校分类发展是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有学者提出，高校分类设计应该以人才培养为抓手，以分类办学为实现形式，以分类管理与评价为政策导向。有研究认为，高校的任务是综合的、不断发展的，因此对高校分类以及分类评价也必须“适度”，既需要多样，也需要统一。立足新时代战略要求，高校分类发展仍面临多重现实障碍，应该依据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产业结构交互协变的耦合关系，着眼科类结构调整，提升学科专业设置的前瞻性；聚焦人才培养的职能作用，依据职能分工设计分类发展框架，推进高校分类发展有序进行；锚定教育强国的系统重塑，以服务国家战略使命为导向，突出高校分类发展的引领性创新贡献。

（三）优化高等教育资源布局

高等教育必须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全方位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有研究发现，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能够更好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需要以助推科技生产力提升为主攻方向，引导教育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区域协同发展为抓手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布局，要提高人才培养的结构和规模，加快学科专业适应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的优化调整，持续放大高等教育集聚发展的资源优势。有学者指出，推动高等教育集聚布局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创新发展结构相协调，有利于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还有学者关注到，一流大学与城市合作办学的新型大学组织能够深度促进高校与所在城市的良性互动，为区域和城市经济社会注入生机和活力。

（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增强高等教育的科技支撑力，人才是根本。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需要把握科技创新发展方向，适应科技创新人才需求，以推进高等教育育人模式变革，强化多元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其中，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从人才评价取向、战略组织实施、政产学研融合、科技要素配置、科学话语传播等方面寻求突破。研究发现，我国在全球科学体系中正在不断崛起并向核心位置转移，这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了更多可能。有研究指出，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为高校青年科技人才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完善全链条培养制度，健全科研成果全周期评价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

十、推动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为我国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关键环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内容。当前，教育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践上需要破冰，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提升。树立新理念，构建新机制，探索新路径，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符合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求的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在探索中前行。

（一）以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现代化强国建设

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两大核心使命是促进现代化建设、培养现代人。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对外开放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实现快速提升。通过四十多年的教育对外开放，我国教育事业中许多迫在眉睫的补缺式任务已基本完成，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时代转型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高度关注如何通过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与教育强国建设。有学者指出，高水平发展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以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有学者认为，面向教育强国建设，我国应继续提倡中外合作办学，鼓励国外高水平大学来华合作办学，提高合作办学质量。还有学者分析了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作用，指出在建成教育强国进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性双向互动，而应致力于高水平的多项合作；依照协调性、包容性、人文性、适切性、前瞻性、持续性原则，设立并运行制度规则或管理机制，实现教育治理水平提升。

（二）以系统性变革推动教育对外开放迈上高水平新台阶

从整体上看，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是高水平，重点是高等教育，难点是体制机制，核心是提升能力。构建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必须进一步厘清思路，牢牢把握关键环节，系统性推进教育对外开放迈上高水平新台阶。有学者认为，新时代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厘清“什么是开放”、“为什么要开放”、“对谁开放”与“怎么开放”等四个根本问题，破解制约当前与未来长远发展的难题，科学谋划战略定位与发展策略，树立平等、共治、共享、共赢等新发展理念，确立现代化、高水平、高质量等新发展目标，构建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发展格局。有学者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推进需从理念、制度、内容等方面破解困局，推动以建立长效人才培养机制为目的的制度体系建设。还有学者提出，未来我国应加强政府引导，优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制度建设与格局规划，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吸引力。这些研究阐释了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理论问题，为系统推动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基石。

（三）多方位拓展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通道

渠道不畅、平台不高、能力不足是当前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瓶颈，拓展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通道成为本年度的研究热点。在教育对外开放区域研究方面，“一带一路”区域教育国际化实践经验与未来路径分析尤其值得关注。这种研究取向既体现出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引领作用，也反映出教育对外开放区域亟须拓展与深化。在教育对外开放类型研究上，有些学者对教育对外开放的共建平台、合作项目、培养模式、办学政策等方面开展研究，其中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虚拟国际化、高职教育国际化等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也有学者对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的实践要素、实施框架、发展动向、现实价值、逻辑向度，以及虚拟国际化的概念、动因、机制等问题作出理论分析。这些问题的研究为教育对外开放寻求新模式提供了认识基础与实践参考。当前，我国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性难题，主要包括如何优化海外教育布局，推动制度型开放，开展高水平合作，提高留学生质量，完善国际化体制机制，加强效益评估等问题。这些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亟待深入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